怎样用好问责这个利器

2026-09-08

随着全面从严治党不断向纵深推进、管党治党责任体系日益健全，以责任到位推动管党治党任务落实到位的成效愈加显著。同时责任空转的问题还不同程度存在，一些地方、部门和单位部署管党治党任务，会议没少开，责任书没少签，看似环节流程一个不落，实则雷声大雨点小，甚至干打雷不下雨，落实时要么无人真正负责、要么没有实际效果。究其原因，很重要的就在于问责不够精准有力，没有真正形成震慑。 动员千遍，不如问责一次。防止责任空转，关键要用好问责这个利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紧紧咬住责任二字，抓住问责这个要害，对失职失责精准科学问责。2016年《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出台，这是党内首部关于问责工作的基础性法规，为做好问责工作提供了制度遵循。随着形势任务的发展和问责实践的深化，2019年党中央对问责条例进行了修订，进一步明确了问责原则、细化了责任划分、健全了问责程序。从近些年公开通报的问责典型案例看，有的领导干部因履行全面从严治党责任不力、管辖范围内发生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被问责；有的国企多家所属单位未成立党组织，下属单位有几十名党员处于脱管状态，相关领导干部被问责；有的单位因未按照法定程序办理损害群众利益案件问题被问责；有的部门因对信访举报调查不力等问题被问责；等等。这些案例涉及不同地区、领域和层级，既问事也问人、既问直接责任也问领导责任、既问主体责任也问监督责任，责任链条上的每一环都有失职失责被追究的情形，向全党全社会释放出失责必问、问责必严的强烈信号。 同时也要看到，当前问责工作中还存在一些问题和偏差，影响了问责的政治效果、纪法效果和社会效果。其中，既有问责不严、避重就轻的问题，也有问责泛化、简单粗暴的问题；既有问责程序不够规范的问题，也有问责尺度把握不一的问题；既有以具体责任代替主体责任的问题，也有以党组织集体责任掩盖班子成员领导责任的问题。这些问题的背后，暴露出一些领导干部对问责的认识还不到位、问责能力特别是纪法能力水平还不够高等短板弱项。尤其值得警惕的一种现象是，个别单位和领导干部把问责变成卸责的万金油，不管什么事都要找一个责任人，让一般干部替领导干部顶包，该负主责的反而安然无恙。一些基层干部感慨，不怕担责任，不怕干事有风险，就怕问责不公让人心寒。这种权责不匹配的问责，极易挫伤基层干部的积极性和干事创业精气神。 问责是十分严肃的政治工作，不是简单处理几个干部了事。要健全精准科学的问责机制，把监督检查、目标考核、责任追究有机结合起来，实现问责内容、对象、事项、主体、程序、方式的制度化、程序化。问责贵在有的放矢、不枉不纵，要坚持实事求是、精准规范，该是谁的责任就问谁的责任，该追究到哪一级的责任就追究到哪一级，该问到什么程度就问到什么程度，该采取什么问责方式就采取什么问责方式。问责的目的不是束缚干部手脚，而是督促党组织和领导干部强化责任意识、激发担当精神。要精准把握政策、区分不同情况、作出恰当处理，让敢于担当者放下包袱、轻装上阵，最大限度释放问责的正向效应。 来源：求是网

牢牢牵住管党治党政治责任“牛鼻子”

2026-09-01

巨力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怎么管，如何治？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是全面从严治党需要牢牢牵住的牛鼻子。管党治党是一项系统工程，任务链条长、覆盖范围广，绝非依靠某一层级、某个条线单独发力就能完成，必须建立一套清晰、刚性、闭环的责任体系。紧紧咬住责任二字，明确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应该承担什么角色、履行什么职责、达到什么标准，才能使管党治党内化为具体行动，变成硬杠杠。 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是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的科学内涵之一。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指出有权必有责、有责要担当、失职必追究，不明确责任，不落实责任，不追究责任，从严治党是做不到的；强调全面从严治党是全党的共同责任，必须分层分类建立健全责任体系，以明确责任、压实责任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知责、担责、履责；要求各级党组织牢固树立不管党治党就是严重失职的观念，真正把担子担起来，种好自己的责任田。总书记的重要论述系统回答了管党治党由谁来管、管什么、怎么管等根本性问题，为管党治党真正严起来、紧起来、实起来提供了根本遵循。 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把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作为最根本的政治担当，从中央做起、从高级干部严起，抓住关键少数以上率下，一级带着一级干，一级做给一级看，推动形成全党动手一起抓管党治党的良好政治局面。一是责任意识进一步强化。过去，一些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狭义地理解管党治党责任，认为这就是纪委的事，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如今，抓好党建是本职，不抓党建是失职，抓不好党建是不称职已成思想共识，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更加自觉地知责于心、担责于身、履责于行。二是责任体系进一步明晰。围绕加强对管党治党的领导、选好用好干部、强化权力运行监督制约、维护群众利益等，明确党委（党组）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围绕高效监督、从严执纪、精准问责等，明确各级纪委的监督责任；围绕抓好班子、带好队伍、推动落实，明确党委（党组）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结合职责任务分工，按照一岗双责要求，明确领导班子其他成员的管党治党责任；围绕严于自律和互相监督、互相提醒帮助，结合党员、干部岗位特点和工作实际，明确党员、干部的具体责任。各个层级环环相扣，构成一个完整的责任链条。经过这些年努力，各级建立了党建工作责任制，党委抓、书记抓、各有关部门抓、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党建工作格局基本形成。三是制度机制进一步健全。党中央制定修订《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党委（党组）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规定》等一系列党内法规制度，进一步明晰管党治党责任清单，通过教育引导、制度约束、监督执纪等同向发力，持续拧紧管党治党责任链条，不断提高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水平，推动管党治党从宽松软走向严紧硬。 回望新时代以来的壮阔实践，管党治党取得的历史性、开创性成就有目共睹，但也要清醒看到，距离全面从严的要求、距离责任到位的目标，还有不小差距。在实际工作中，一些地方和部门管党不力、治党不严的问题仍不同程度地存在。 比如，思想认识上，一些党组织和领导干部仍然对管党治党心不在焉，没有把该担的政治责任担起来。有的认为抓经济工作看得见、摸得着、容易出成绩，抓党建工作不显山、不露水，难以做出彩、添政绩，因此习惯把业务工作当成硬任务，把党建工作作为软指标。有的对所在单位和部门存在的问题心知肚明，但因为担心得罪人、丢选票，便装聋作哑、视而不见，甚至能捂就捂、能盖就盖。这种心态说到底，是没有做到把党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对党、对党的事业不负责任。 比如，责任落实上，管党治党责任链条虽清晰明确，但还存在执行不力、约束不强等问题。有的党组织和党员、干部把责任挂在墙上、写在纸上，就是不扛在肩上、落在行动上；有的满足于开会、发文件，只有一般性要求而缺少针对性措施；有的只管有任免权的，凡是上级党组织任命的一概不管，认为他们即使有问题也与本级党组织无关；有的管工作不管人头、管人头不管思想，不注重咬耳朵、扯袖子；有的对分管领域干部出现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不闻不问，导致小病拖成大患；有的只管八小时以内，不管八小时以外；等等。种种责任落实不到位的现象，必然导致管党治党力度层层衰减、成效层层递减。 再比如，考责问责上，失责不问、问责不严、问责泛化等现象依然存在。有的在决策性问题上问责少，具体性事情上问责多，一些地方只要发生问题，甭管事情大小一律问责了事，看似雷厉风行，实则简单粗暴，反倒使现有工作乱了方寸、失了节奏，效果适得其反；有的以问责代替管理，滥用问责利器推动工作，只向下级提目标、压任务，但不教方法、不给相应的帮助和保障，完不成任务就问责，导致问责问出怨气惰气，问责对象口服心不服；还有的打着落实上级指示旗号，简单机械片面追求从严从重从快，出现凑数式问责、背锅式问责等不良倾向。其实，无论是尽快给上级一个交代，还是急于平息社会舆论声浪，说到底都是在打小算盘，担心自己的利益受到影响。这样的行为背离问责本意，反而容易造成问责一个、挫伤一片、遗留一连串问题的负面后果。 诸如此类，皆是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踏虚走空的典型表现。如果任其蔓延，不仅会消解这些年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的成果，还会削弱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侵蚀党的事业和执政根基。管党治党容不得半点松懈、半点漂浮，必须以更大决心、更大气力、更大勇气抓紧抓好，健全各负其责、统一协调的责任格局。 知责担责，推动责任落下去。管党治党的主体责任、监督责任、第一责任人责任、一岗双责等，构成一个完整的责任链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每一种责任都很重要，都要严格落实，不能敷衍应付。党委（党组）要扛起主责、抓好主业、当好主角，主动抓、主动管，不能用纪委的监督责任代替自身的主体责任，更不能放弃责任、一推了之。纪检监察机关要发挥监督专责机关作用，认真协助党委（党组）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既不能行使党委和政府的职权，也不能代替职能部门抓监管。党委（党组）书记要做管党治党的书记，管好班子、带好队伍、抓好落实，支持、指导和督促领导班子其他成员、下级党组织书记履行管党治党责任，发现问题及时提醒纠正，决不能当甩手掌柜。领导班子其他成员要增强党的观念，按照一岗双责要求，领导、检查、督促分管部门和单位全面从严治党工作，对分管部门和单位党员、干部从严进行教育管理监督。每名党员、干部都要当参与者、不当旁观者，牢记自己的第一身份是共产党员，第一职责是为党工作，时刻不忘自己应尽的义务和责任。 严格督责，确保责任落得实。监督在管党治党中居于重要地位，是推动责任落实的重要保障。要充分发挥监督的发现、纠偏、震慑和治理功能，以监督压力的层层传导倒逼管党治党责任的层层落实。进一步压紧压实各级党组织日常监督责任，综合运用谈心谈话、检查抽查、指导民主生活会、受理信访举报、督促巡视巡察整改等形式，推动各责任主体切实担负起相应的职责。上级党组织要加强对党委（党组）落实主体责任情况的监督检查和巡视巡察，定期同下级党组织一把手就其履行全面从严治党第一责任人职责情况开展谈话，督促落实管党治党责任。党的工作部门作为党委抓全面从严治党的具体执行机关，要做好职责范围内的党内监督工作，既加强对本机关本单位的内部监督，又强化对本系统的日常监督。各行业各领域职能部门要坚持管行业也要管党建，坚决防止和纠治监管缺失缺位、管党治党乏力问题。把上上下下、条条块块都抓起来，织牢织密监督之网，让每个党组织和每名党员、干部都感受到责任常在、监督常在。 科学考责，检验责任担得怎么样。评价管党治党责任落实的实际成效，不能简单凭印象打分、凭感觉下结论，必须建立一套科学的考核评价体系。要进一步优化管党治党责任落实考评机制，围绕考什么、怎么考、谁来考、如何用等问题，合理设计考核指标、完善考核方式，体现出落实管党治党责任是分内之事、应尽之责的鲜明导向。注重统筹党风廉政建设、意识形态工作、抓基层党建工作等方面考核，结合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考核，建立健全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考核制度，在年度考核和相关考核工作中突出了解管党治党责任落实情况。综合运用听取汇报、述职述廉、民主测评、查阅资料、个别座谈、走访调研等方式，使考核结果更加科学精准。强化考核结果运用，与干部选拔任用、职级晋升、教育培养、管理监督、责任追究等有机结合起来，引导各责任主体自觉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 精准问责，解决失责怎么办。追责问责是倒逼责任落实、激发履职担当的有力抓手，如果没有一股较真、叫板的精神，问责的震慑效应不能充分发挥出来，责任落实就容易虚化。要健全精准科学的问责机制，层层传导压力，以责任主体到位、责任要求到位、考核问责到位，推动管党治党责任落实到位。问责的目的不是将问责对象一棍子打死，而是为了更好地推进党的各项事业。要坚持权责一致、错责相当，根据干部管理权限，把对每个干部管理的主体责任、直接责任、配合责任划分清楚，该谁负主要责任就由谁负主要责任，哪个环节出问题就追究哪个环节管理主体的责任。完善和规范责任追究工作，健全责任追究典型问题通报制度，对失职失责的典型问题进行深入剖析、挖出病根，实现问责一个、警醒一片、促进一方工作。正确对待被问责干部，对影响期满、表现好的干部，符合条件的按照干部选拔任用有关规定正常使用，更好发挥问责的正向引导作用。 来源：《求是》2026/17

为什么有的党员、干部在对党忠诚方面出现偏差？

2026-08-25

新时代以来，广大党员、干部与党同心同德，把对党忠诚体现到贯彻落实好党中央决策部署的实际行动上，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为推动党和人民事业发展注入了不竭动力。但与此同时，随着社会复杂程度不断加深，各种利益关系盘根错节，形形色色的诱惑考验层出不穷，有的党员、干部政治免疫力下降，在对党忠诚方面出现了偏差。 一是偏离理想信念轨道。有的思想根子不正、总开关常年失修，对共产主义心存怀疑，不信马列信鬼神，热衷于从封建迷信中寻找精神寄托，严重损害党的形象；有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功打得不扎实，对党的创新理论掌握得不牢，缺什么补什么的紧迫感不强，知识素养结构同推动高质量发展适配度不高，甚至把理论学习当成负担、不能上心走心用心，仅仅流于形式、浮在表面，信仰信念的底座缺少坚实支撑。 二是漠视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有的缺乏基本的政治鉴别力和政治判断力，在政治言行上出问题，造成恶劣社会影响；有的在重大原则问题上态度暧昧、骑墙摇摆，甚至自行其是、心无敬畏，对党中央大政方针说三道四，破坏党的团结统一；有的生出取巧之心，搞拉帮结派、政治攀附、利益勾兑，将党内同志关系异化为人身依附关系，严重污染政治生态。 三是背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有的严重脱离群众和实际，缺少对群众的真挚感情，眼睛只向上看不向下看，不愿深入基层了解群众诉求，甚至干出令群众失望的蠢事，严重侵蚀党的执政根基；有的工作上拈轻怕重，跟组织讨价还价，不愿到艰苦地方和岗位工作，在组织安排的工作面前犹犹豫豫、想这想那，缺乏起码的担当精神和责任心；有的顺风顺水时张口闭口对党忠诚，但一遇沟坎、动到自己奶酪就牢骚满腹、心生怨言，甚至不惜把个人利益凌驾于党和人民利益之上。 四是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不彻底。有的对国之大者心不在焉，只盯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平时落实打折扣、执行搞变通、遇事先盘算个人小九九；有的在人前表态快、调门高，但抓落实便念拖字诀，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使党中央出台的利民惠民政策悬在空中、难以落地。 这些问题严重背离党的性质宗旨和初心使命，与对党忠诚的要求背道而驰。之所以不同程度地存在，一方面是有的党员、干部私心杂念作祟，政治立场不坚定，党性原则不够强，稳不住心神、经不起磨砺，自身防线容易被消极因素和糖衣炮弹所攻破；另一方面是教育管理监督机制仍有短板，比如，对党忠诚的常态化长效化教育机制还不完善，对党员、干部从入党、入职直至退休的全周期管理不闭环，针对一把手、新提拔干部、年轻干部、关键岗位干部等重点对象的思想动态掌握不及时，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未能及时察觉、提醒和纠正，等等。 更多内容，详见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副校长（副院长）张忠军：《铸牢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 来源：求是网

民为邦本、为政以德的治理思想

2026-08-18

钟哲 民为邦本、为政以德是中国古代政治哲学的核心命题，集中反映了以民为本、以德治国的价值立场，深刻塑造了讲仁爱、重民本的政治传统。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将民为邦本、为政以德的治理思想列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元素，强调其对塑造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作用。深刻领悟这一治理思想，对于坚守初心使命，厚植为民情怀，进一步树牢造福人民的政绩观，具有重要启示和借鉴意义。 民为邦本出自《尚书五子之歌》，该篇据清人考证为魏晋时人所著，主要内容是夏王太康败德失国，其弟五人作歌追述大禹遗训，歌中写道皇祖有训，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意指百姓可以亲近，不可以疏远，因为百姓是国家的根基，只有根基稳固，国家才能安定。为政以德则出自《论语为政》，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意为执政者自身必须遵循道德规范，同时把道德教化作为治政重心，如此方可使天下归心。民为邦本、为政以德两大观念，凝结着中华民族对国家治乱兴衰规律的深刻洞察，共同奠定了中华民族重民贵德的政治传统。 回溯历史，早在西周时期，中华民族已经产生敬德保民的观念。殷商覆亡的教训，使周人深刻认识到天命靡常，会依据执政者德行发生转移；而衡量执政者德行的主要标准，就在于能否做到保民惠民、安养百姓。《尚书泰誓上》记载周武王伐商前的誓师之言，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亶聪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强调君主受命于天，应以民之父母自任，若君主不能尽职，就难免落得天命诛之的下场。《尚书无逸》记载周公告诫周成王，商朝后期的君主不知稼穑之艰难，不闻小人之劳，惟耽乐之从，致使政事败坏，而周文王徽柔懿恭，怀保小民，惠鲜鳏寡，因此能够膺受天命。在认识到敬德保民以应天命的基础上，周人更进一步提出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以民意解释天意，认为天没有自身独立意志，而以百姓之意志为意志。相比同时期世界其他文明，周人将天意民意化的改造具有鲜明特色，天意虽仍在形式上保留着神学外观，但在内容上已经成为民意的最高体现，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民本式天命观。周人远神近民的思想取向，推动了中国传统政治实践重心由事神向保民、由敬神向敬德的转移，代表了中国民本德治政治的开端。 春秋末年至战国，周室衰微，诸侯兼并无休。面对政治失序、民生凋敝的严峻现实，儒家继承西周政治传统，成为民本德治思想的主要代表。孔子倡导德政，提出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批判苛政猛于虎，谴责执政者滥用刑罚、不教而杀，认为执政者应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所重：民、食、丧、祭、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切实保障百姓基本的生产生活需要。孔子还提出庶之、富之、教之的思想，认为治理国家应遵循保障人口繁衍、实现生活富足、推动教化有成的顺序，完整呈现了儒家民本德治的施政路径。孟子承孔子之绪，系统阐发仁政思想，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著名论断，将百姓置于政治价值序列之首，使民本思想由道德关怀上升为明确的政治哲学纲领。孟子视百姓温饱为治理目标，主张民事不可缓，认为明君应制民之产，为百姓提供五亩之宅、百亩之田，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把保障民生作为仁政之基。孟子更提出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深刻论证得民心与得天下的内在关系，将得民心确立为执政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学派，将民本德治思想发展成系统的政治哲学，为后世治国理政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秦汉隋唐时期，大一统国家建立并巩固发展，民本德治思想与国家治理实践紧密结合。强秦横扫六国、一统天下，却因推行严刑峻法、横征暴敛，二世而亡。汉初君臣多出身草野，对秦朝法度之酷烈、百姓稼穑之艰难，有着切肤之感。面对战后经济社会残破之局，汉廷采纳黄老之学，崇尚清静无为、与民休息，为汉初政治奠定了重民安民的总体基调。此后随着国力日盛，汉武帝接受董仲舒建议，定儒学于一尊。政治层面，董仲舒倡导天人感应之说，指出天之生民，非为王也；而天立王，以为民也，借灾异祥瑞警戒君主、强化政治约束；治理层面，认为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强调王者应秉持德主刑辅的治理原则；经济层面，极力反对与民争利，主张限田去奴、抑制兼并，以安民生。经过董仲舒阐发，民本德治思想融入国家主流意识形态。隋唐时期，天下重归一统，民本德治思想在大一统格局下焕发强大生命力。唐朝初期，君臣尤为重视历史经验，深恤民生疾苦。以隋亡为镜鉴，魏征多次引述荀子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的古训劝谏唐太宗，唐太宗亦以此训诫其子，强调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将民本思想转化为施政警训，常怀民心可畏之念，戒慎为民、不敢纵欲，从谏如流、励精图治。及于实践，制度上，隋唐兴科举，打破魏晋以来门阀世族的垄断，使寒门子弟得以凭才学晋身，拓宽了庶民参与政治的渠道；经济上，唐初施行均田制与租庸调制，计口授田、轻徭薄赋，保障编户齐民的土地与生计，由此，政治清明，社会安定，四夷宾服，铸就盛世之业。 宋明时期，佛老虚无寂灭之旨与儒家经世济民、关切民生的入世精神构成思想张力。因应时势，理学勃兴并深入发展，在政治哲学层面捍卫了儒家亲亲而仁民的民本立场。宋明诸儒尤为推重《大学》，他们援引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之义，强调明德与亲民内在一体：明德是成己之基，亲民是成人之推，明德不应在亲民之外，亲民是成德的最终形态，二者并非断为两截，而是由内及外、本末相因的完整工夫。在此基础上，宋明诸儒形成万物一体的认识，将民本思想提升至本体论高度，赋予其坚实的形上根基。张载以万物同出太虚的气本论，倡言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将万民纳入一个血脉相连的生命共同体，使得保民不再仅仅是有位者的政治责任，更是凡有血气之人都应当具备的、对待同体兄弟的伦理责任。程颢提出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认为仁者之心莫非己也。朱熹集理学之大成，主张理一分殊，认为民并非外在于己之他者，而是与己同禀天理之同胞，由此亲亲而仁民成为天理流行的自然展开。王阳明提出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视天下之人，无外内远近，凡有血气，皆其昆弟赤子之亲，认为亲民出于人的良知发用，是良知的必然呈现。经由宋明诸儒的哲学构建，民本德治思想由治国理政之道上升为天道运行之理，下贯于良知发用之行；仁政爱民既为宇宙秩序的自然演进，亦出于主体道德的内在驱动，遂使这一思想臻于深邃。 有清一代，民本德治思想在学术批判与变法实践的相互激荡中持续深化。明清鼎革之际，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将批判锋芒直指君主专制，黄宗羲提出天下为主，君为客，认为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顾炎武倡言为民而立之君，指出天子与公、侯、伯、子、男一也，而非绝世之贵，厘清了君民、官民之间的关系，提出以天下之权寄之天下之人的治理理想；王夫之认为一姓之兴亡，私也；而生民之生死，公也，这些主张被视为中国思想启蒙的先声。清代中期，面对世变日亟，龚自珍、魏源等士人将民本关怀寄托在改革弊政、师夷长技的经世实践中。晚清以降，内忧外患交迫，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人士以民本思想为基，援引近代民权学说，提出君民共主的立宪主张；孙中山创立三民主义，使民本思想与近代实践紧密相连，推动民本思想的近代转化。 纵观历史，民为邦本、为政以德的治理思想贯穿中国传统政治实践，早已内化为中华民族基本的政治立场与价值范式，深刻影响了数千年来中华政治文明的基本形态。 在执政理念上，推动形成了以民为本的价值取向。中华政治思想的重要贡献之一，是在观念层面形成了天民合一的深刻认识。天民合一观念，一方面将民意视作不可抗拒的天意，认为民意代表着超越君主个人意志的客观历史力量，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另一方面，将民意确立为重要的价值本体，将顺从民意视作治国理政应当追求的价值目标，由此民意从一般政治现象上升为具有与天合一的地位，体现出鲜明的中国特色。在天民合一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中，执政者所拥有的权力仅仅是落实天意即实现民意的手段而已。无疑，这一观念深刻塑造了中华文明的政治伦理，以超越性的天道权威为依凭，在君主专制的历史框架内，为民意安置了不可化约的政治地位，形成了对执政者权力的内在约束与道德规制，它要求执政者以民为本、以德配天，将抚恤民生疾苦视为天之所命，把民心向背看作国祚之所系。诚然，这一思想传统未能彻底突破历史局限生民始终未能从被体恤、被安抚的对象跃升为政治主体，然而，将百姓之安危冷暖确立为政治的评判标准，把得民心、恤民情作为执政要求，终使中国古代政治运行超越单纯的权力逻辑，挺立起以民生为大的价值立场，为中华政治文明注入了深厚的民本底蕴。 在治理模式上，引领确立了德主刑辅的治理方式。德主刑辅的治理方式，不是由理想的道德主义所作出的重德轻刑的简单折中，而是基于对现实治理机理的深刻洞察而形成的一种独特架构。其底层认知逻辑在于，乱生于人之无耻，不耻则无所不为，丧失道德心是一切为乱的根源，故善治者必先治心，以德教培植人的廉耻自觉，使秩序内生于心、外化为行，刑政则退居为后盾与底线。德与刑由此不是并列两手，而是本末相须，德为治本、刑为治标。这一治理方式背后是中华文明自古崇德尚礼，视德为治国之基，相信人可经由教化而成，风俗可由德化而厚，故治理的根本不在严刑峻法之密，而在廉耻心之立、移风易俗之渐。秦任刑而骤亡的教训，及后世历代蹈此覆辙之史实，反复印证了惟刑不足以致治。进而言之，德主刑辅所蕴含的，乃是一种把国家嵌入社会、以教化主体自任的治理观秩序之维系最终不在外部强制之严密，而内在于人心的廉耻自觉，从而为民众留出一定自治空间，形成他治与自治相结合的治理格局。这种把秩序安顿在人心自觉之上，同时辅以制度约束的智慧和经验，有助于中华政治文明避免沦为单纯的强制秩序，而始终保有一种向教化、向德性开放的厚度与韧性。这一治理传统历数千年而不衰，把德治与法治、教化与约束融为一体而形成的治理模式，至今仍是国家治理现代化可资汲取的宝贵资源。 在政德修养上，促进涵育了以德立政的为政伦理。中华政治思想有一根本信念，政者正也，为政之本在于正己。这并非泛泛的道德训诫，而是对政治权威性质的独特理解权威之能成立，不在强力之足以服人，而在执政者之德足以感召、之正足以率下。由此，修身是治国之本，治国是修身之推，修齐治平构成一贯的工夫次第。在这一为政伦理的影响下，执政者便不只是权力的行使者，更是风教之所系、民风之所仰，其身之正邪直接关乎一国之治乱。由此延伸出选贤与能、以德为先的用人传统，把德行确立为入仕的首要门槛，并形成了独具一格的官德文化。先秦有知、仁、圣、义、忠、和六德，以及孝、友、睦、姻、任、恤六行；秦朝有忠信敬上、清廉毋谤、举事审当、喜为善行、恭敬多让等五善；汉朝有敦厚、质朴、逊让、节俭等光禄四行；晋朝有忠恪匪躬、孝敬尽礼、友于兄弟、洁身劳谦、信义可复、学以为己等中正六条；唐朝有德义有闻、清慎明著、公平可称、恪勤匪懈等四善；等等。纵观各类传世文献与出土实物史料，古代对官吏的道德要求，大多强调公、善、慎、廉等方面，这四个字形成了对古人为官的比较系统的道德规范。数千年来，中华民族以德立政的为政伦理，把对权力的道德约束内化为执政者的自觉担当，使官吏之德不再仅系个人修养，而成为政之清浊、民之休戚之所系，涵育出讲操守、重廉耻、恤民命的政德传统，对今天亦有参考价值。 以今人之眼光视之，古代民为邦本的民本思想、为政以德的德治主张，其出发点和归宿与现在提倡的以人为本、以德治国有着根本性的区别，封建社会里人民从未成为国家真正的主人，民本思想和德治主张事实上很难真正实现，但其中蕴含的重民观念、崇德理念，体现出重要的国家与社会治理思想，到今天依然具有宝贵价值。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传承发展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得到人民的坚定支持和衷心拥护。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两个结合，恪守人民至上的根本立场，秉持立党为公的价值追求，践行执政为民的使命担当，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积极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持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应更加自觉地从民为邦本、为政以德的治理思想中汲取滋养，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民为邦本的价值底色、为政以德的执政要求，进一步转化为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强大精神力量。 来源：求是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