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为什么能够打胜仗

毛泽东诞辰130周年。74年前天安门城楼的庄严宣告言犹在耳，74年后我们已阔步走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上。《笔下起风雷 胸中百万兵：土地革命战争中的毛泽东》一书近日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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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土地革命战争开始时，毛泽东基本上没有从事军事的经历，然而，为什么到了土地革命战争即将结束，迎来全国抗日战争新时期的时候，毛泽东就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杰出的军事家、战略家，指挥人民军队不断取得胜利的最高统帅了呢？毛泽东的取胜之道在哪里？究其原因，主要在这些方面。

 

第一，在于一切为了人民的初心、理念，在于依靠人民群众。

 

1944年9月8日，毛泽东在张思德追悼会上的讲演中说：“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这段名言，可以说是毛泽东一生的理念。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建的军队是人民军队。这个军队的组成来自人民，是人民的子弟兵。因而，它打仗是为了推翻压迫人民的反动统治者，使人民获得解放，过上幸福的生活。而同反动军队作战，毛泽东指挥的红军打的是人民战争，依靠的是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正如毛泽东指出的，“我们现在的中心任务是动员广大群众参加革命战争”，“因为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真正的铜墙铁壁”“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反革命打不破我们，我们却要打破反革命。在革命政府的周围团结起千百万群众来，发展我们的革命战争，我们就能消灭一切反革命，我们就能夺取全中国。”为此，毛泽东为红军制定了严明的群众纪律，与人民群众建立了生死相依、患难与共的关系；要求红军不仅打仗消灭敌人，而且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建立共产党组织。

 

在打破国民党军的“进剿”“会剿”“围剿”中，毛泽东在制定作战方针时，尽可能考虑如何发挥红军得到人民群众拥护与支持的优势。在历次保卫革命根据地的作战中，人民群众都将自己的优秀子弟送进红军队伍，他们还将自己的最后一碗米，送给红军做军粮；将自己的最后一尺布，支援红军做军装。他们上前线，抬担架，救护伤病员；到火线上给红军送水、送饭；给红军带路，送情报。陈正人在回忆中央苏区第一次反“围剿”时说：“当时发动群众工作，依靠群众的工作可做得好。敌人进入苏区真好像成了瞎子聋子，红军的行动敌人不知道，而敌人的行动，我们都很清楚。有一个晚上，红军在一个离敌人只有四五里路的地方，通过了很多部队，敌人一点情况都不知道。由于我们依靠了人民群众，敌人有什么情况，很快就知道了。”

 

在对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围剿”中，蒋介石的心腹爱将陈诚曾搞所谓“三分军事，七分政治”，国民党军带了一些银圆，见到苏区的老百姓，每人发一块，想以此收买人心。但苏区人民群众根本不上他们的当。时任国民党第十八军训练科科长周上凡回忆：“我在大半天行军中，沿途没有见着一个老百姓。到达固岗宿营时，访问了老弱妇孺30余人，每人给一块硬洋，减轻了背硬洋的重负。有的老大娘拒收硬洋，摇手说：‘没有鸡卖，也没有鸡蛋卖。’我说：‘不买鸡和蛋，是蒋委员长送给你们的。’经过再四说明，他们才未敢强烈拒绝，但勉强接受后颤抖着手放置在桌子上，可能是怕我们反〔翻〕脸，惹祸上身。我待他们有了笑脸答话时，才趁机询问红军和赤卫队去向时，千篇一律回答：‘不知道。’总是问不出我想了解的一点滴情况来。”这个回忆说明，在苏区，人民群众视国民党军如恶魔、疯狗，唯恐躲不及，与大力支援红军相比，真是冰火两重天！

 

尽管国民党军在兵力、武器装备、财力等方面同毛泽东指挥的红军相比，都占绝对的优势，但在民心方面，毛泽东指挥的红军占绝对优势，国民党军则是零。若单纯以兵力数量上讲，国民党“围剿”军可以是毛泽东指挥的红军的数倍乃至十倍以上。但毛泽东指挥的红军再加上支持者人民群众，人数可以是国民党“围剿”军的数倍。人民的力量是巨大不可估量的，人民群众的全力支持，是毛泽东指挥红军战胜国民党军的最主要和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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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保障人民军队的性质，必须坚持党的绝对领导。北伐时期，国民革命军中开始学习苏联红军，设党代表制度。但党代表仅限于做政治工作。南昌起义时，前委是党的最高领导机构。革命委员会成立后，前委成员都是革命委员会成员，“前委成了革命委员会的党团”。在革命委员会中，有共产党员180余人，在起义军南下到达长汀后才组织起来，召开过两次大会和几次支部会。南昌起义军中沿用了党代表制度。但在部队中，只有叶挺的第十一军中团一级有党的支部，营才有党小组。李立三曾指出，当时前委的“一切政策指导都须完全经过军部，同时军委亦很弱，所以党的政治的方针很难深入到军队中的同志去。这是党的组织上一个很大的弱点”。尽管如此，南昌起义仍是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开端。

 

秋收起义初，各团自行其是，致使前委的计划没有得到有效的执行，遭受严重挫折。前委在文家市实现统一领导后，由于南下途中余洒度不服从前委领导的问题，部队的思想混乱问题，如不解决，将面临部队解体局面。毛泽东经过认真思考，认为要发挥共产党员的作用，在基层中建立党组织，保证党的绝对领导。三湾改编，支部建在连上，班、排有党小组，连以上设党代表，营、团设党委，起义军所有党组织都统一于前委领导之下。这就在起义军中建立了一整套严密的党组织系统，从而保证前委的决策、方针能够迅速贯彻到基层战士之间。

 

红四军转战赣南、闽西过程中，领导人之间在军队建设问题上产生了不同看法，军内存在的单纯军事观点、流寇思想和军阀主义残余等非无产阶级思想有所发展；红四军第八次党代会后，出击东江失败，部队思想混乱、士气低落，面临严峻考验。在古田召开的红四军第九次党代会上，针对红四军当时存在的问题，毛泽东起草的会议决议中最重要的是关于纠正党内错误思想的决议案，确定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确定军队政治工作的方针、原则、制度，提出解决把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军队建设成为无产阶级性质的新型人民军队这个根本性问题的原则方向。古田会议奠定的军队政治工作对军队生存发展起到决定性作用。

 

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人民军队永远不变的军魂。这一根本原则和制度，发端于南昌起义，奠基于三湾改编，定型于古田会议，是人民军队区别于一切旧军队的政治特质和根本优势。毛泽东对这一根本制度的制定，作出了最杰出的贡献。这一根本原则和制度，保证中国红军完全听党的指挥，紧密团结，步调一致，凝聚成一支坚不可摧的钢铁之师，在任何强大的敌人面前，都能攻无不克、战无不胜，所向披靡，胜利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任务。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毛泽东指挥的红军战胜国民党军的主要原因。

 

第三，立足国情，战略上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地方去建立根据地，争取生存和发展的空间；战术上先打弱敌，以确保胜利，创造有利局面。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反动统治者在城市中拥有强大的力量，在人民军队尚处于初创和弱小的时候，不能像俄国革命那样，通过中心城市的武装起义或占领中心城市迅速取得革命的胜利。因而，土地革命战争初期，党领导所有中心城市的武装起义和占领中心城市行动都遭失败；1930年夏，李立三制订的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中心城市起义和所有红军主力攻打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也失败了；1932年，“左”倾教条主义者要红军向中心城市发展，攻打敌人坚固设防的城市，同样被证明是行不通的。

 

毛泽东最早认识到不能进攻敌人力量强大的中心城市，在战略发展方向上要向敌人力量薄弱的偏僻农村和山区进军，在那里建立革命根据地，使人民军队获得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先后创建了井冈山、赣南和闽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思想，开辟了中国革命新道路。

 

在反对国民党军对革命根据地的“进剿”“会剿”“围剿”时，毛泽东根据红军处于绝对劣势的情况，历来主张避免与敌人战斗力强的部队作战，专找其中战斗力弱的部队作战，力求有把握战必胜之。这样不但鼓舞自己部队士气，而且能够令敌之其他部队胆寒、士气低落，创造有利局面，最后打破敌人“进剿”“会剿”“围剿”。

 

在战略上向敌人力量薄弱的地方发展，壮大自己的力量；在战术上先打弱敌，创造有利局面，是毛泽东指挥红军战胜国民党军的重要原因。

 

第四，视野开阔，从国际、国内形势寻找方位，谋划战略计划或制定作战方针。

 

在人民军队创建和发展的过程中，每次遭受重大挫折，无不与对国际、国内局势误判有关。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内连续三次出现“左”倾错误，都是与共产国际、共产国际驻中国的代表机构和党的领导者过高地估计世界和中国革命形势有关，因而使革命遭受严重挫折或失败。

 

毛泽东则不同，他视野开阔，善于对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进行正确分析，找出党和红军所处的方位，以此谋划战略计划和制定作战方针。毛泽东指挥红军在远离城市的偏僻农村或山区作战，消息十分闭塞。因而，他每到一个地方，所做的重要一件事就是寻找报刊和书籍，以便从中尽可能了解国际、国内形势。所以，他能够在分析国际、国内形势的基础上，不机械地执行中共中央或有关上级的错误指示，制订出正确的战略计划和作战方针。这是毛泽东指挥红军战胜国民党军队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五，实行军事民主，不断总结成功与失败的经验、教训。

 

在人民军队创建之始，无一不是受到严重挫折和失败。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也是如此。从宁冈古城会议开始，毛泽东对于每次作战行动的得失都带领大家进行总结，得出经验、教训。成功的地方，以后坚持，不断完善，上升为作战原则；失败的地方，要牢记教训，避免再犯。并且，在每次战前，毛泽东都主持前委会议或前委扩大会议，讨论作战方针与作战计划。在充分发挥大家意见的基础上，综合大家的意见，作出最后决策。毛泽东倡导的军事民主，在部队基层中也得到运用。战前、战后，部队各级都召开不同形式的会议，对具体的战斗进行讨论、总结。正如毛泽东指出的那样，从战争中学习战争。他本人一开始也不会打仗，但通过不断探索、不断总结经验教训，从中学会打仗，并成为军事战略家、军事家。同时，在这个过程中，他又像一个很好的老师，手把手教许多红军指挥员，从不会打仗，到学会打仗。他所领导制定的作战方针、计划、战术意图，下级红军指挥员能够真正领会，并在作战中贯彻实施。在作战中，能够上下一致，广大指战员的积极性能够得到发挥，这是毛泽东能够指挥红军战胜国民党军的又一重要原因。

 

第六，善于将不利条件转化为有利条件，将被动转化为主动。

 

决定战争胜负的是综合因素，毛泽东曾指出：“战争的胜负，主要决定于作战双方的军事、政治、经济、自然诸条件，这是没有问题的。然而不仅仅如此，还决定于作战双方主观指导能力。军事家不能超越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外企图战争的胜利，然而军事家可以而且必须在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内争取战争的胜利。军事家活动的舞台建筑在客观物质条件的上面，然而军事家凭着这个舞台，却可以导演出许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活剧来。因此，我们红军的指导者，在既定的客观物质基础即军事、政治、经济、自然诸条件之上，就必须发挥我们的威力，提挈全军，去打倒那些民族的和阶级的敌人。”

 

尽管国民党军在人数、武器装备上占有绝对优势，但它存在腐败，官兵矛盾严重，内部各种派系林立，有蒋介石的嫡系中央军和地方军阀的杂牌军之分，矛盾重重，指挥不统一，等等。红军尽管在人数、武器装备上处于绝对劣势，但有官兵一致，指挥统一，将士作战目的明确，作战勇敢，深得人民群众拥护等优势。在反“围剿”中，毛泽东善于将敌我双方优劣势进行转化，实现由被动转变为主动。

 

毛泽东提出的“诱敌深入”方针，就是根据当时敌我力量和态势，将敌人诱入根据地深处，实现敌我优劣势的转化。国民党军进入根据地，其两项重要优势消失于无形。根据地山高、林密、路险，国民党军给养、弹药供给困难。它的兵力虽众，但在红军的调动下，战线拉长，疲于奔命，士气低落，难以发挥重兵的优势，战斗力大为减弱，脱离重兵集团那一部分，就成为红军歼灭的对象。它的短板和劣势就更加明显突出。而红军依托根据地，原先的劣势就化为优势。红军在根据地内作战，虽然总兵力与敌悬殊，武器装备也不如敌人，但通过运动战调动敌人，形成局部的优势兵力；再加上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援。这样，红军已由原先的劣势转化为优势。同时，红军的指挥统一、士兵政治素质高、地理环境熟悉等方面的优势则更能发挥作用。综合各种有利因素，红军可以进行速决战和歼灭战，迅速消灭一部分弱敌，掌握战场主动权，实现由弱到强的转化，从而打破国民党军的“围剿”，创造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的战争奇迹。

 

善于将不利条件转化为有利条件，将被动转化为主动，是毛泽东指挥红军战胜国民党军的重要原因之一。

 

毛泽东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立下了永远不能磨灭的伟大功绩，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全面高度评价了毛泽东的杰出历史贡献，其中在军队建设方面，指出：“毛泽东同志创造性地解决了缔造一个在党的绝对领导下的人民武装力量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建成一支具有一往无前精神、能够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的新型人民军队。”

 

毛泽东一生给中国人民留下了巨大的、珍贵的遗产，我们要永远高举包括军队建设在内的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前进。

本文系人民日报出版社《笔下起风雷 胸中百万兵：土地革命战争中的毛泽东》结束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