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金融+新质生产力：金融科技创新实践

做好数字金融大文章，助力新质生产力培育

杨涛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

新质生产力写入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并被列为2024年十大工作任务的首位。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金融业又是使用科技最主要的领域之一。数字金融正是数字科技不断向金融领域渗透，与数字经济高度契合的金融新形态。过去一年，我们见证了数字科技发展的加速度，既对大模型的突破进展无比兴奋，也对未来充满了无限憧憬。随之而来，金融行业也正经历着一场革命性的变革。如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让数字金融在金融数据和数字技术的双轮驱动下，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以高质量数字金融助力新质生产力培育已然成为金融行业必答题。

首先需进一步厘清新质生产力的概念内涵。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考察时提出“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2024年1月，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它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济南的一次座谈会上谈到，新质生产力不一定等同于新兴产业，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也能发展新质生产力。笔者认为，这其中更多表达两个主要方面的线索：一是突出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二是其最终的目的是要大幅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因此，在讨论新质生产力的时候，为避免认知边界的模糊，需要进一步甄别或思考。新质生产力强调了对劳动者、生产资料和劳动对象作为传统三要素的更新迭代，并突出了劳动对象在产业、市场、组织等方面的创新演变，同时也涵盖了生产关系的优化配置。

其次，数字化已经成为推动新质生产力变革的核心力量，而本书所探讨的诸多金融科技与数字金融创新案例，其核心价值往往都体现在充分动员了数字化的力量，充分赋能金融活动之中，最终使得金融服务新质生产力能够全面“提质增效”。

具体看，发展新质生产力离不开劳动者的技能改善，这也是最为基础的生产力要素。事实上，数字化时代伴随着人工智能和自动化的快速发展，有可能进一步解放劳动力的脑力与体力束缚，促进劳动力综合质量提升，带来生产效率的改进，释放劳动力智能化发展的“新红利”。当然，学界存在争议的是新技术的应用可能带来一部分结构性失业，但显然数字化同样拓展了全新的商业模式和业态，在变革中创造了更多就业机会。同时，基于生成式AI大模型和机器人流程自动化（RPA）的支撑，“数字员工”和“虚拟人”也可能成为全新的数字化劳动力，承担批量化、标准化、重复性工作，从而提高经济活动运行效率。

发展新质生产力还需要生产资料的升级，由此数据要素也成为促进新增长模式的重要抓手。自从中央颁布“数据二十条”以来，数据要素融入经济社会发展的探索逐渐加速，并且在近期迎来数据要素“入表”并作为数据资产的一系列尝试。实际上，数据要素已经成为支撑数字经济最重要的生产资料，不仅可以替代原有劳动力、土地、资本的供给不足，而且能够通过改善生产函数、优化其他要素的配置方式，更好地改善经济投入产出效率。当然，要成为新质生产力的全新要素保障，一是需继续把数据改造为标准的生产资料，二是充分融入到生产力发挥效能的全过程中。

数字化也促使新生产关系升级优化。所谓生产关系，是指人们在生产过程中形成的社会关系，是生产方式的社会形式，某种程度上表现为与经济活动相关的各种制度规则，包括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等。发展新质生产力必然需要新生产关系，而数字化对后者也带来深远影响。事实上，数字经济正在引发类似于蒸汽革命和电气革命同样的重大社会变革，使经济制度和底层逻辑得以重新梳理，也在重塑着经济社会治理新模式，优化了生产者与消费者间、不同企业之间、企业内部的协作关系。同时，数字化也对于传统的资源所有权与分配规则带来冲击和影响，最终有利于更高效地组织经济活动。

新质生产力落地的对象需要依托于新产业，对此数字化也大有可为。一则，数字产业化代表了“高精尖”的数字经济部分，充分体现了技术进步对于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也有助于经济内生动力增强；二则，产业数字化助推传统产业的升级，实现产业内部的结构优化，比如数字化引领的新农业、新制造、新服务不断涌现，使越来越有限的经济资源被配置到高效领域，从而带来边际生产率的持续提升；三则，数字经济同样伴随新基建的快速发展，为新产业、新生产力奠定稳固基础，包括国家发展改革委界定的信息基础设施、融合基础设施、创新基础设施等，都有助于保障产业高质量发展。

新质生产力要充分发挥作用，离不开市场空间的承载。我国已经拥有超大规模的市场特征，2018年12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要“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提升国民经济整体性水平”。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则从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高度指出，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所谓超大规模市场，笔者认为是指规模巨大、灵活多样、活力充足、国际化程度高的市场，而数字经济则进一步提升了大规模市场的价值。例如，数字经济强化了规模经济效应与网络效应，有助于建设高效规范、公平竞争的全国统一大市场。再如，数字化使许多不可贸易部门变为可贸易部门，并且拓展了消费者效用空间，从而衍生了新的“蓝海市场”。

新质生产力需通过新型的产业组织来推动社会经济活动。可以看到，数字化给市场带来颠覆性影响，也使经济活动进入到“犬牙交错”的产业组织时代，各类企业组织逐渐呈现出网络化、平台化、开放化、融合化等趋势，原有的企业组织边界甚至被打破乃至解构。例如，与数字经济相关的平台经济模式就具有双边与多边性、多归属性、外部性和服务性等特点，由此带来全新的商业模式变革，也引发了新竞争与新垄断的权衡。再如，系统的技术创新与数字化变革，使得创新组织更网络化、产业组织更虚拟化，也使得产业链企业跳出原有空间地理上的集聚，呈现网络虚拟集群的特征。这些都为新质生产力提供了最具创新性和活力的微观“细胞”。

再者，对于金融科技与数字金融作用于新质生产力的具体路径，可以从两方面来看。从金融供给侧来看，一是强调了新技术带来的金融创新, 可以创造新的模式、业务、流程和产品；二是突出了数字技术、数据要素、数字化基础设施的重要作用；三是涵盖了传统金融机构、类金融组织、金融科技企业、数字平台企业等金融全产业链的数字化再造；四是突出了金融对于经济社会数字化变革的全新支持模式。

从金融需求侧来看，金融科技与数字金融离不开前文提到的劳动者、生产资料、生产关系、承载产业、市场空间、产业组织等新质生产力核心要素。一是金融科技与数字金融如何更有效服务于劳动者的技能改善、能力和服务效率提升，金融创新与金融技术迭代，在其中肯定是大有可为的。二是金融业如何更好地运用数据要素，推动数据资产进行优化升级，这不仅会带来金融业自身的效率提升、产品与服务优化，而且还可以间接促进增长模式转型。三是对新生产关系的优化升级也带来重大的促进作用，归根结底是通过金融技术手段与渠道的升级与引导，更有效地组织经济活动、优化资源配置。四是要通过金融自身的数字化转型来服务于产业数字化变革，推动传统产业的优化升级，更好地服务于数字化引领的新农业、新制造、新服务。五是数字经济本身就强化了规模经济效应，数字经济在改变市场空间的同时，也离不开新型金融产品与服务的有效支持。六是金融的力量和数字化力量相结合，共同作用于产业组织边界的优化，会为新质生产力提供更多具有活力的微观“细胞”。

最后，在金融科技与数字金融支持新质生产力的过程中，涌现出了越来越多颇具价值的创新案例。展望未来，在做好数字金融大文章同时，更好地助力其他“四篇大文章”将成为更具价值的创新领域。

一是以数字金融助力科技金融发展。在金融支持科技企业与科技创新的探索中，一直面临诸多“痛点”问题，如难以有效评估科技成果的价值、科技企业的信用，存在科技金融服务中的非标准化、信息不对称等问题；再如，科技创新从研发到最终成果转化，往往具有全周期联动的特征，而科技金融产品通常只能着眼于特定对象或环节，难以进行科技创新全生命周期的综合设计与支持。对此，充分利用数字金融手段能够推动科技金融趋于“数据增信”，更好地缓解信息不对称问题，更精准地面向特定科技创新活动提供定制化金融服务等。

二是以数字金融助力绿色金融发展。当前，我国绿色金融发展已经取得了突出的成绩，进而更加强调转型金融，即如何应用金融手段来引导非绿、高碳行业的转绿或可持续发展。在此过程中，由于存在非标准化特征，绿色与转型金融服务难以有效地计量和评估其最终效益，也增加了“洗绿”“漂绿”的风险；同时，以ESG为代表的金融和投资活动，也因为存在某种程度的主观性，近两年在海外引起了诸多争议。对此，当数字金融与绿色充分融合于转型金融创新中，能够推动相关产品与服务的标准化、规范化、透明化，使得绿色与转型金融评估更加客观、更可计量，从而有效提升金融服务绿色低碳发展的效果。

三是以数字金融助力普惠金融发展。在经历多年快速发展之后，我国的普惠金融已经在全球都具有一定比较优势。但也要看到，“运动式”发展也给普惠金融带来新的挑战，如个人经营贷、普惠小微贷的潜在风险快速提升，金融机构也面临监管考核与市场现实的“两难困境”。对此，普惠金融要真正从“求量”转向“求质”，需要运用数字金融工具进一步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增强可持续性。

四是以数字金融助力养老金融发展。养老金融是指为了应对老龄化挑战，围绕各种养老需求所进行的金融活动总和，其中既包括围绕养老金、养老保险展开的金融活动，也涵盖更广义的养老财富管理、养老产业金融等。事实上，如果在养老金融服务中充分引入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可以有效提升养老金融供求双方匹配效率、拓展养老金融服务渠道和范围、促进养老金融产品和模式的创新发展、构建良好的养老金融生态圈。其中养老保险加上数字金融，能够更有效地对风险进行识别和定价，从而更有针对性地探索养老保险产品的创新；养老财富管理加上数字金融，则可以进一步降低财富管理门槛，为相应人群提供符合其风险偏好的财富产品，促使其更合理地进行养老财富的配置等。

总之，为了更好地向政府部门与监管者、研究者、从业者提供丰富的前沿研究素材与资料，我们每年坚持推出金融科技与数字金融的案例研究，在坚持创新价值与安全可控有效平衡的前提下，充分展示金融科技与数字金融支持新质生产力的成果，助推数字中国建设与助力新发展格局。事实上，本书所体现的诸多前沿案例，也都在不同层面为金融科技与数字金融生态的完善作出应有的贡献。

当然，受制于种种因素的制约，现有案例成果还有诸多不足，我们在不断努力坚持完善案例的同时，也以此“抛砖引玉”，并希望促进各界更深入地交流与沟通。

来源：人民日报出版社